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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扶贫引争议,决策不公是硬伤

对于绝大多数家庭来说,高考依旧是最为简单、公平的改变家庭和个体命运的方式。对于如此重要的公共政策变动,我们不敢苛求教育部给出绝对的结果公平,但尽可能做到程序公平,这个要求并不算过分。

  教育部、国家发改委日前发布《关于做好2016年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计划编制和管理工作的通知》。通知明确规定,2016年,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安排21万人,其中本科14万人,由北京、天津、江苏等14个省(市)的公办普通高校承担,面向河南、广西、贵州、甘肃等10个中西部省(区)招生。国家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安排6万人,由中央部门和地方“211工程”学校为主的本科一批招生高校承担。

  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古训与现代精准扶贫的道理相通,通过增加教育机会的供给,让中西部省份学子进入更好的大学,这是非常值得称道的扶贫方式。然而,《论语》又载:“不患寡而患不均。”高考扶贫的本质,并非增量扶贫,而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平衡术在运作。从《通知》来看,14省市需要增加提供21万高考招生名额,其中14万属于本科,6万属于本科一批。

  《通知》发出之后,作为扶贫方省份的家长不答应了。距离高考还有20天,突然冒出这样一个新政策,如江苏、湖北这样被安排到招生大头的省份,家长们的情绪更为激烈。当然,在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水平不高的情况下,争议的主要集中在14万本科招生的安排。

  湖北、江苏两省的抗议家长们认为,最大不公平在于两省高考竞争已经非常激烈,高考的本科和本一录取率也不高,为什么需要承担如此多的帮扶任务。按照教育部公布的2016年生源计划调入规模,16万个名额,湖北、江苏各自需要吸纳4万和3.8万个,几乎占据了一半。显然,两省虽然以高等教育资源丰富著称,但再怎么丰富,也不及北京、上海。对比之下,北京承担的任务很轻,本科扩招名额只有5000,而江苏和湖北在本科需要扩招的任务分别是19100和13500。

  蛋糕毕竟只有那么大,分一些给贫困地区的学子无可厚非,但具体怎么切,不能由教育部下一个通知就说了算。对比各省高考本一录取率,2013-2015年3年的数据显示,北京、上海分别为24%、21.5%,而湖北和江苏只有10.9%和9.7%。甚至,有细心的家长发现,被扶贫的湖南,本一的录取率还要超过江苏。这种现象的存在,也让更多家长感到愤怒。

  不公平感从数据的横向对比中得来,同时也激起人们挖掘出很多不公平的“陈年素材”。除了京津沪占有大量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本地考生上好学校更容易之外,例如少民的加分政策、苏鄂地区的计划生育更严格,全国卷与省级卷的区别等等。甚至,具体到江苏内部,因为目前苏南高中重点抓素质教育,苏北狠抓应试教育,所以导致苏南的学生家长更加忧心名额减少之后自己孩子的高考录取。

  当然,对于公平的讨论,不应仅仅聚焦结果。目前抗议也好,争议也罢,都较少涉及到捍卫公共政策公平性的关键,即决策程序是否公平。面对教育部下达的任务,江苏省教育厅的反馈更为积极,湖北省教育厅则给出“非指令性计划、弹性执行”的态度,这也是让江苏省的学生家长更为激愤的原因之一。然而,从教育部到教育厅,在做出高考扶贫的决策之前,具体帮扶的规则、参数、标准并没有进行公开征求意见,正是决策流程中存在这一巨大瑕疵,也就埋下了抗议的种子。

  高考招生政策的变动,关乎的是数百万高考学子以及背后的数百万家庭。尽管中国的顶级精英家庭,已经逐渐绕开高考的游戏规则,选择相守全球化带来的教育红利。但对于绝大多数家庭来说,高考依旧是最为简单、公平的改变家庭和个体命运的方式。对于如此重要的公共政策变动,我们不敢苛求教育部给出绝对的结果公平,但尽可能做到程序公平,这个要求并不算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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